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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燮元先生上个月过世，网上一片哀掉声。我与沈先生曾有过从，且事涉三位文化前辈，今追忆叙述，也算是对沈先生的悼念。

东渡前我曾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，某天，我一到书店，同事史依仁先生即对我说：“老沈来找你，现在正在三楼和臧炳耀喝茶。”臧当时是古旧书店的主任。于是，史先生对着楼上喊了一嗓子，接着从三楼的楼梯迤迤然下来一位精瘦老者，他自我介绍叫沈燮元，那是我和他的初次见面。细问他来找我的缘由，沈先生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着钱仲联先生为拙藏《余觉鬻书润例》所写的跋文。原来他去钱府看望钱先生，顺带做了青鸟使。钱跋是记南通张謇为余觉所书润例事。

《余觉润例》订于1921年，其时余觉夫人沈寿羁留南通，已是病入膏肓，但她在润例末，还是以妻子的身份，写下了附祝。数月后，沈寿病殁，张謇将沈寿葬在了南通，幕前的石阙门额上，刻张謇书“世界美术家吴县沈女士之墓阙”十三字，从此沈寿只能在南通遥望故乡了。沈先生一边和我一起观看钱先生的跋文，一边就余觉润例讲述他的看法，他认为张謇贱订余觉润例，并非余觉本意，而是张謇轻视余觉，故意寒碜沈寿之夫而已。沈先生看着我说，钱先生的跋文太敦厚，你如果找我写，我就要把余、沈、张三人之间的关系讲清楚。我听后莞尔，未置可否。

数年后，我在冷摊上买到“清故太常寺卿袁忠节公神道碑铭”墨迹，袁忠节公即袁昶，此神道碑铭系义宁陈三立撰文，广州李家驹书丹，那时钱仲联先生正筹编《广清碑传集》，四处搜辑资料，我把此事告知钱先生，他让学生特意来告知，要我抄一份给他，孰料数日后，钱先生写信给我说，这份神道碑铭不必寄他了，理由是铭文的最后有“中华民国二十有五年冬镌立”一行，陈三立至死仇视民国，断不会在铭文里写入“中华民国”字样，所以此神道碑铭存疑。而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先生知道我买到此物后，却写了数封信来索要铭文，我将钱先生的疑虑转告施先生，他写信来反驳钱先生说：“袁昶碑文不会是伪作，因为没有作伪之理由。‘民国二十五年镌立’这一行不是陈三立的文字，钱仲联失言了。我希望你把碑文抄给我，袁昶是松江人，他的儿子袁道冲我见过，大约故世已二十多年了，也许孙子还在松江。”信写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，两个月后，我即乘船踏上了旅日之途，束装就道前，我曾去梦苕盦辞行，顺便问起神道碑事，钱先生却说，是沈燮元的意见，他是搞版本古籍的，这种东西他应该有经验。我那时去国心切，已无暇去问沈先生，最终《广清碑传集》错失了收载陈三立的这篇佚文。

2010年左右，我去上海看望黄裳先生，聊起异国书事，说起听三井纪念美术馆的友人说，馆里藏有黄丕烈旧物，不知内中是否有黄跋？黄裳先生说南京图书馆的沈燮元在整理士礼居题跋，应该把这个信息告诉他。我以多年不联系为由敬谢不敏。后来沈先生托人问我要三井纪念美术馆的联系方式，看来是黄裳先生把信息告诉了他。沈先生以擅长目录学著称，我曾向他请教过印谱的事情，他并未道出所以然，不像他的二位朋友，一位是黄裳先生，好藏書喜印譜，虽财略尽而不倦。另一位是瞿冠群先生，藏書世家，键箧千种，于明板印谱最有心得，所以我主动向沈先生请益的次数也就几乎皆无。大约是去年秋天，有家日本小拍卖公司的古籍主管，因时常找沈先生看东西而往来较多，他隔三岔五地请沈先生写字，顺便问我，要不要求一幅字。沈先生订有薄潤，他的字据说很受喜欢古籍者的青睐。我回答说，家里挂有沈先生老师辈的人物潘景郑先生的字了，墙壁逼仄，恐怕挂不下其他人的字。如今想想，当时求下一幅也好，毕竟他也是对士礼居有功之人。（魏昆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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